英姐 | ​ 张进喜


英姐  本文作者供图

不知为什么,周边邻居都叫她英姐,我也跟着喊。英姐比我大两岁,她父母和我父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,两家也离得比较近,平时也有来往。当年我和英姐下乡在同一个公社,每次我去公社开会,都要从英姐住的知青排屋门前走过。

那个年代,知青经常要去公社开半天会,说是学习,其实也没什么事,难得有人漫不经心地读个文件、传达个什么指示,多数人是在礼堂里闹哄哄地嚼大头天话,或打听有没有回城的指标,而后各自回生产队拿半天工分。我常趁开会之际,约几个知青到公社中学的操场去打篮球,回自己村子晚了,便到英姐那里歇息脚,说穿了是懒得回家烧夜饭。每次我去,英姐总会从小坛子里摸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,煎两个荷包蛋,再炒盆青菜萝卜什么的,就像招待自家小弟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高考后读书去了,英姐还在乡里工作,那个年代没有私人电话,两人就失去了联系。后来听说英姐顶职去了父母单位。英姐回城这事我还是听父亲说的,英姐调到了他们科室,父亲当时是行政科长。英姐很努力,后来当上了公司的主要领导,这个担子是极重的。当时,单单公司的退休职工就有1000多人,财务上没几个铜钿银子,能按时发放工资就已经不错了,报销医药费每天还要限制人数。这个家当得够难的。环城路改造时,英姐所在公司办公楼列入整体搬迁,政府按标准补偿了几百万元。这些钞票本可以再造一个漂亮的办公楼,但英姐和班子成员商议后,把补偿款全部用作退休职工移交社保的费用,使退休人员的生活费、医药费有了着落。她为公司老人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,难怪父亲弥留之际还念着英姐的好。办实事的领导,一介百姓心里都会记着,到死都记得。

英姐单位工作做得出色,对员工就像自家的兄弟姐妹,对自己的父母也很孝顺。经历旧城改造,我们父辈住的老房子一同拆迁后,又搬到了一个小区的同一幢楼。我去看望姆妈,常会在楼道口碰到拎着大包小包的英姐。她母亲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,英姐无论工作再忙,每个礼拜都要去母亲那里用热水帮她擦身泡脚,换洗好衣裤,铺上干净的被褥再回家。她母亲碰到我就说,几个子女中就算你二姐工作最忙、身体最差,来得却最多。我看英姐西北风也吹得倒的身子,觉得她把一个“孝”字诠释透了。

许多人退休后,不是结伴旅游,就是练唱歌跳街舞,或是下棋钓鱼,也有写写画画,闲下来轻松一下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退休后的英姐却很忙,不知什么时候做起了社工。一次我去泾水小区看望老兄弟,恰巧在大门口碰到了英姐。英姐告诉我,她在做社工,每次到癌症病人家里走访,看到服务对象流露出来的痛苦、担忧,对生活的失望,想放弃治疗时,她就用自己得过癌症的经历去感化病人,让病人知道癌症并不可怕。

其实我不晓得英姐也曾得了癌症,还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。2014年初冬,英姐觉得浑身没力气,老犯胃酸,本来瘦骨伶仃的身子更加消瘦了。她去医院一检查,医生告诉她:“你已癌症中期,立马手术!你啊,早来一个月就好了。”把陪去的老公吓得不轻,拿着化验单的手抖个不停。她却对老公说:“病犯在我身上,我不急你急什么?其实癌症并不可怕,也就是肿瘤而已,开个刀切除不就是了。可怕的是心理,一听说生癌,似乎得了绝症,活不了几天,自己把自己吓死了。”一番话倒把她老公安慰得心里停当起来。我听了由衷感叹,英姐真不愧为做政工的!

不过,话又说回来,英姐做化疗的确吃了不少苦。经历6期化疗,身体虚弱不堪,每一次回家的路总觉得特别漫长,晚上睡觉连翻身都浑身酸疼。英姐对我说:“每当我照着镜子,总要提醒自己:我知道自己特别不容易,所以要更加坚强,面对现实,健康、快乐地生活。当我做完最后一次化疗,小护士拔掉了扎在手臂上的输液管,我知道,化疗的痛苦终于成为过去。那天,我走在洒满阳光的林荫大道上,刻骨铭心地感受到阳光是如此的灿烂和温暖。”

这场大病过后,她的老公儿子、亲戚朋友,都认为英姐这下该太平点了,会在家好好养病。毕竟,癌症这病是最要人命的。然而,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,她又回到了社工岗位。她现在是阳光家庭社工事务所的负责人。

英姐告诉我这样一件事。一名30多岁的女子婚姻失败,又没有工作,面临着独自抚养儿子的巨大压力,一直被困在婚姻失败的阴影里。她将婚姻失败的责任全部怪罪于前夫,觉得生活对她很不公平,时常流露出极端想法,并将负面情绪“传染”给儿子。英姐一次又一次上门,给女子做情绪疏导和心理辅导,并邀请她参加事务所举办的“我心有晴天”交流活动。慢慢的,这名女子的心结打开了,人也变得开朗起来。

我常常在想,英姐真的不容易,“文革”、下乡、企改她都经历了,还患上了人人谈之色变的癌症,但她一步一步坚强地走了过来。“相信只要心中有爱,便有照亮希望的阳光,而我乐意做这样一束阳光,温暖他人。”这是她的座右铭。

我倒觉得英姐是在用生命影响着生命。英姐姓董,她一路走来,就像自己的大名――金娣,不论在哪里,都闪发着金色的光芒。
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